“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p>
南宋朱熹(1130—1200年),程朱理學的集大成者,被譽為中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其“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受到世界范圍的重視和研究。朱熹并未專門探討過保密,僅在討論其他問題的時候,順帶涉及,但內容精彩,對認識、理解中國保密史頗有價值。
首先,朱熹是贊成保密的。在朱熹看來,保密是一種美德,也是事業成功、家庭幸福的重要保障。他在與門人的談話中說:“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敬,常如對陣。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于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边@里強調做人要低調、敬業、嚴謹、謹慎,和保密的價值傾向與要求一致,只是沒有說出“保密”這個詞。
從朱熹自身做人上也可以獲得印證。據李性傳《饒州刊朱子語續錄后序》記載:“先生(朱熹)又有別錄十卷,所譚者炎、興以來大事,為其多省中語,未敢傳,而卯火亡之,今所存者幸亦一二焉?!边@里說的不敢公開“省中語”的內容,主要就是保密的考慮,和沈括撰寫《夢溪筆談》時的謹慎如出一轍。朱熹有這樣的認識,可能與他50歲時的一件公案有關。當時朱熹正在知南康軍任上,曾用札子請求減免星子縣的稅錢,因不符合有關公文和保密規定(地方涉密事務方可用札子),遭言官彈劾,朱熹后來也上奏自劾。這件事對朱熹多少有些影響。
朱熹贊成保密,還表現在他對權謀的態度上。司馬光《資治通鑒》是當時的一部大書,受到廣泛贊譽。但朱熹在與弟子談話中認為:“溫公(司馬光)不喜權謀,至修書時頗刪之,奈當時有此事何?只得與他存在。若每處刪去數行,只讀著都無血脈意思,如何存之,卻別做論說以斷之?”這段話主要批評《資治通鑒》的編纂體例不當,認為修史不應以自己的價值評判為標準,刻意刪減史事,而應把史事和自己的意見分開,修史當據事直書,評論可隨己意。但也可以看出,朱熹對權謀并不反感,甚至還是肯定的,而權謀包括保密。聯系朱熹在另外一處說的:“溫公忠直,而于事不甚通曉?!庇址赫撜f,“會做事底人,必先度事勢,有必可做之理,方去做?!薄笆ト斯桃曁煜聼o不可為之時,然勢不到他做,亦做不得?!笨梢娭祆鋵τ谡螁栴}的思考比較實際,看法也較通達,在理論上應該不會漠視或者反感保密這樣有助于成事的權謀,只是沒有明確表達出來。
在對一些具體史事的評述中,似可印證朱熹的這一主張。比如朱熹在批評北宋聯金滅遼政策時,引用了這樣一個例子。當時的高麗王多次請求宋徽宗派遣御醫前去幫忙看病。但兩名老御醫過去后,高麗王不問醫藥,每日只問“禁中事”。過了一段時間禮送二人回國,高麗王才說出真實意圖,原來他不贊成北宋當時的聯金滅遼政策,希望通過御醫向宋帝轉呈此意,還提供女真軍事機密(如拐子馬之類),但遣醫的決定明顯不智,“徽宗聞之,滋不樂,其懼其語泄”。兩名老御醫也被毒死。高麗王與徽宗在保密意識上的差距,也是二者在政治上高下的反映。朱熹就對高麗王的政治才能予以好評,“高麗與女真相接,不被女真所滅,多是有其術以制之”。所謂“術”,指的應是權謀、策略。元代著名歷史學家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也記載了這一件事,稱贊高麗王“求醫而獻忠謀”,并從兩國關系角度予以肯定。
要注意的是,朱熹對保密持正面態度,但和韓非子等人是有本質差別的。這突出表現為朱熹反對君尊臣卑。弟子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他回答:“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變?!痹诮庹f《論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時指出,這句話“亦有警君之意,亦不專主人臣而言也”“自人臣言,固是不可不忠。但人君亦豈可不使臣以禮!若只以為臣下當忠,而不及人主,則無道之君聞之,將謂人臣自是當忠,我雖無禮亦得。如此,則在上者得肆其無禮”。這些話鮮明表達朱熹反對君權獨大的立場,和韓非子一味尊君抑臣明顯不同,由此推斷,朱熹不贊成韓非子過分強調保密之術、維護君權的觀點。
就實質來說,朱熹和司馬光立場比較接近,即認為保密重要,但要符合道德原則,反對在政治上耍陰謀、玩權術。比如批評當時臣僚以皇帝意志為尊的官場風氣,“今日言事官欲論一事一人,皆先探上意如何,方進文字”。揭露宰相蔡京“作事都作兩下”的兩面派作風,在奪取燕州的決策中,蔡京不主作戰,但卻派自己的兒子參軍。其用意是“取燕有功,則其子在;無功,則渠不曾主”。蔡京出于同一目的,讓另一個兒子蔡條上書批評自己的不是。在君主專制下,臣民權利經常得不到保障,一人有罪株連九族是常態,臣下為避禍自保不得不采取一些策略性做法,但像蔡京這樣首鼠兩端的做法是為所有人鄙視的。朱熹不過表達了士大夫的共同立場。
近代著名思想家章太炎認為,朱熹的學說比較謹慎,也就對當地方官、做紳士有用。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以朱熹對辛棄疾的評論為例,認為朱熹論人過于看重身心修養,不重實際。就保密問題看,章太炎、鄧廣銘兩位前輩的觀點似嫌武斷。在南宋歷史上,朱熹主要以學者身份出現,在仕途上頗不如意,登第50年,只做過9任地方官,在中央只做了1個多月的閑散官(所謂立朝四十日),但從他多次拒絕和辭去一些職務任命看,絕非政治素人,而有著比較敏銳的政治判斷力。南宋史學家李心傳也認為朱熹“非素隱者也,欲行道而未得其方也”。短促坎坷的政治生涯并未妨礙朱熹對政治問題的深入思考。以朱熹后來備受尊崇的地位,他對保密的正面態度,對廣大士大夫的保密觀以及明清保密政策應該皆有影響,不過更多細節還有待進一步挖掘。
(原載于《保密工作》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