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戰爭是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的為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徹底勝利、解放全中國而進行的一次偉大的革命戰爭,是以中國共產黨為代表的革命力量同國民黨反動集團展開的一場事關我國前途命運的總決戰。在戰火硝煙的背后,我軍通過出色的保密工作,在無線電通信領域的較量中牢牢占據了主動權,不僅保障了中央軍委對各部隊便捷暢通的指揮,還通過偵聽破譯獲取了敵軍大量情報,在我軍通信保密史上譜寫了一段傳奇。
機要電訊保密成為重中之重
解放戰爭開始后,由于各解放區在地理位置上尚未連成一片,無線電通信成為黨中央與各解放區、各部隊進行通信聯絡的最重要手段。據統計,僅中央辦公廳機要處在1946年就收到各地方、各部隊拍發來的電報16萬余份。為了保障黨中央的順暢指揮,從中央軍委到旅以上野戰部隊,相繼建立健全了機要電訊機構。中央軍委有三局(通信局),野戰軍和大軍區有機要處、通訊處,旅和軍分區以上機關有機要科、機要室、機要股、通訊大隊和電臺隊等,構成了強有力的機要電訊網。這個電訊網的形成,使聯系更方便、指揮更暢通,對解放戰爭勝利起到了巨大作用。但是,通信手段也有不可忽視的缺點——空中無線電波容易被敵人偵收、破譯。因此,無線電通信的安全保密便成為解放戰爭時期我軍保密工作的重中之重。
全面內戰爆發后,經過半年多的作戰,人民解放軍依托內線取得多場殲滅戰的勝利,戰斗力明顯提高。國民黨軍在檢討軍事失敗原因時,認為主要是其不了解我軍情況,因此,敵人開始加強情報偵察工作,特別是側重于偵測空中的無線電波。1947年3月開始,國民黨軍在全面進攻失敗后,對我解放區實施重點進攻,妄圖集中重兵以消滅我軍主力和“捕捉中共首腦”。敵人利用接收日軍和得到美軍援助的無線電測向機,千方百計對我加強偵測,以判定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各戰略區指揮機關的位置與行蹤,用來引導空軍飛機轟炸,指引地面部隊追剿,對我威脅很大。
在西北戰場,胡宗南依靠優勢兵力占領延安后,卻找不到我軍主力和中共中央的去向,又得不到陜北群眾的支持,只能依靠測向工作。敵人在西安設立測向第二工作隊,下轄延安、太原、鄭州、清澗4個分臺,以測定我之位置。這些測向臺每天上午8點和晚上11點兩次向胡宗南匯報獲得的情報,作為其指揮決策的重要依據。1947年10月,西北野戰軍指揮機關進駐子洲縣馬蹄溝村的第二天下午,領導同志正在開會,突然敵機來襲,往村子里投彈轟炸,彈著點落在彭德懷司令員的住處和電臺大院內,炸斷了電臺天線。不久,我軍在清澗戰斗中俘虜了敵人的測向臺臺長,據其交代,我軍第3縱隊由晉綏到陜北作戰以來,每天的行軍路線、所到的具體位置均被敵測獲。而西北野戰軍指揮機關遭到空襲,也是因為敵測向臺發現馬蹄溝一帶電臺活動頻繁,判斷是我高級指揮機關駐地,便派飛機轟炸。同時,我華東野戰軍總部電臺曾被敵偵測判定,指揮機關屢遭敵機轟炸。我黨在北平一個重要的地下情報秘密電臺也被國民黨特務機關破獲。
此外,我軍無線電通信工作也存在一些疏漏。部分人員主觀思想上缺乏保密意識,對敵麻痹。個別機要電訊人員違反工作紀律,利用電臺隨意進行談話,使用明碼聯絡,暴露了我軍電臺所屬關系、位置,使我軍的密碼安全受到威脅。1947年9月頒發的《中央軍委關于情報保密辦法的幾項補充規定》曾指出:國民黨軍方已經得到了我方電訊工作的秘密情報,比如電臺的工作格式、密鑰的使用和變化、電臺的聯絡用語、領導人在電報上署名的特點等等。敵人還將這些情況印成小冊子發至各戰區,作為偵收破譯我方電報、竊取機密和探察我方軍事動向的參考材料。在看不見的無形戰場上,國共雙方無線電通信斗爭已全面展開。
黨中央統籌整頓電訊工作秩序
針對國民黨軍加緊偵測我電臺位置、威脅我首腦機關的新情況,黨中央、中央軍委及時調整黨和軍隊保密工作重點,先后于1947年7月和10月組織召開兩次通信保密工作會議,查找問題隱患,研究加強電臺保密措施,整頓通信工作紀律。在黨中央統一部署下,我軍的通信保密工作很快得到加強,迅速扭轉了局部的被動。
一是召開小河機要電臺保密工作會議。1947年7月24日至27日,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召集軍委作戰部二局、三局、中央機要局等單位的領導人,包括王諍、童小鵬、羅青長、吳冷西、范長江等同志,在靖邊縣小河村召開會議,專題研究加強機要電臺保密工作的具體措施。會議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對通信工作與機要工作管理的決定》《中共中央關于電臺保密的指示》《中共中央關于電報等級的規定》和《中共中央關于改善中央與各地電臺聯絡的指示》等4份文件,對密碼的改進、機要人員的配備及培養、電報的使用及保密管理等作出了系統明確的規定。周恩來、任弼時還指示將會議內容整理成紀要。這是繼1945年11月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一天內連發4份關于整頓通信機要工作的文件后,又一次在一天之內連發4份關于通信保密方面的文件,可見黨中央、中央軍委對這項工作的高度重視。
1947年9月,為貫徹小河會議精神,軍委三局指導各戰略區的通信部門,利用環境相對穩定的時機,開展為期一個月的整頓電臺保密秩序活動,各級干部從思想認識、組織領導、技術操作、通信保密、遵守紀律、工作作風等方面進行深入檢查,統一認識。此后,針對西北野戰軍指揮機關受到敵人空襲,以及我地下電臺遭敵破壞的情況,周恩來組織中央機要、情報、通信等部門綜合研究,于1947年12月16日以中央軍委名義下發了《關于國民黨特務對我電訊機要工作偵測猜譯情況的通報》,對敵偵測系統、使用效果、使用方法等作出了明確提示,指導全軍通信部門進行針對性的防范。
二是舉行楊家溝通信保密會議。1948年1月下旬,周恩來在米脂縣楊家溝所住的窯洞里主持召開了一次通信保密會議。會議開始前,毛澤東來到窯洞,看望了參加會議的同志,并對大家講:搞好通信保密工作很重要,周副主席召集大家開會,有什么問題你們好好研究解決。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小河會議的延續,目的是繼續同國民黨軍的偵察測向做斗爭,系統總結通信機要保密工作經驗,迎接更為繁重的工作任務。會議開始后,周恩來強調:通信保密工作最近出現一些情況,大家都已知道?,F在就要大家來想辦法,擺脫敵人的偵察測向,變被動為主動。針對存在的問題,與會同志提出了改進措施。會議結束時,周恩來作了小結,把加強通信保密的措施概括為 “四言八句”:劃清系統,調整人員,改裝機器,變化手法,模仿敵人,多種呼波,嚴守紀律,加強保密。會后,周恩來批準下發了關于全軍加強無線電通信保密措施的指示。
隨后,全軍各級通信部門開展了一次加強通信保密工作的整頓活動。軍委三局還向全軍各級通信部門發出了一系列有關加強通信保密的指示、通知與規定,適時通報了敵方對我測向的特點和我方存在的問題,編印下發了《關于無線電通信工作中的對敵斗爭》。經過教育整頓,全軍提高了對通信保密工作的認識,無線電通信防偵測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嚴格執行保密規定以保障作戰勝利
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的宜川、瓦子街戰役,就是西北野戰軍認真貫徹楊家溝通信保密會議精神的范例。在“圍宜打援”計劃確定之后,我軍采取了嚴格保密措施,決定各部隊在接敵之前一律不使用電臺聯絡,各縱隊接受戰斗任務改為當面授予。我軍在無線電靜默的同時,又組成了周密的有線電通信網,團以上單位都溝通了相互間的聯系,保證了部隊進入陣地前的戰斗部署,并隨著戰斗發展的進程跟進架設。
我軍的無線電靜默,使胡宗南無法摸清我軍的情況和兵力部署。當我圍城部隊將宜川守敵包圍,并陸續攻占外圍各據點后,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敵堅守待援,又命令整編第29軍軍長劉堪率整編第27師、第90師共4個旅的兵力馳援。28日,當敵人大部隊進入任家灣、丁家灣地區,遭到我阻援部隊正面打擊時,胡宗南仍錯誤判斷我軍主力在圍攻宜川城,阻援部隊最多也不過一個縱隊,阻擋不了他們大軍馳援。直到29日8時,我軍無線電全部開放,胡宗南才發現他的援軍已陷入我軍重重包圍,成了甕中之鱉。經過30小時的激戰,我軍全殲援敵,接著攻克宜川,取得了殲敵2.9萬余人的重大勝利。
此外,我軍還利用敵人迷信電臺測向的心理,將計就計地迷惑敵人。1947年6月孟良崮戰役期間,我軍隱蔽在坦埠以北山谷中的一部電臺,在一個連的兵力掩護下實施無線電佯動,用舊報文頻繁聯絡,偽裝華野總部電臺迷惑敵人的偵測部門。同時,遠在魯南隱蔽的華野第6縱隊電臺,以堅持收聽為主,少發報或不發報,即使發報也盡量減少時間,確保了部隊的隱蔽。接著,6縱隊隱蔽急行軍,飛兵奪取坦埠,封閉了合圍圈的最后一個缺口,切斷了敵整編第74師的后路,為奪取戰役勝利立下大功。
我軍在做好機要電訊保密的同時,也非常重視通過密碼破譯獲取敵方情報。1947年5月,西北野戰軍發起蟠龍戰役前,周恩來指示軍委二局前梯隊在3天內破解胡宗南部全部現用密碼,掌握其行動部署。二局前梯隊立即投入力量,對敵人旅級電臺實施全面偵控,在規定的限期內完成了偵破任務,及時向中央軍委和西北野戰軍提供了大量準確情報,保障了蟠龍戰役的勝利。8月中旬,西北野戰軍在沙家店戰役中殲滅國民黨軍6000余人。戰役前和戰役中,軍委二局和西北野戰軍技偵人員密切掌握敵情,以及時、準確的技偵情報保障了戰役的順利進行。戰役結束后,彭德懷專門致函嘉勉技偵人員:“沙家店這一仗打得好,你們辛苦了,敵情掌握得很好……你們起了很大作用?!贬槍顸h軍啟用保密度更高的新型密碼的情況,我軍情報部門加強研究,將破譯密碼的時間由一個月縮短到一周內,最快時一天即能破譯獲取情報,從而為我軍作戰勝利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后來被俘的國民黨上將、中將們皆感嘆:他們一行動共產黨馬上就會知道,而他們對共產黨的行動卻如聾似瞎,這個仗還怎么打?
解放戰爭期間,戰場上空的無線電波是黨中央的“耳目”、指揮員的“參謀”、戰場上的“尖兵”。在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下,我軍以無線電通信保密為中心,與敵人開展針鋒相對的斗爭,挫敗了敵人陰謀,保障了戰爭勝利,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保密工作提供了寶貴經驗。
(轉載自《保密工作》雜志2020年第5期)